> 从街角烟雾缭绕的网吧到聚光灯下的亚运舞台，电子竞技完成了它跨越二十年的身份蜕变。
1958年，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里，一台示波器被改造成了抽象的网球场侧视图，屏幕上跳跃的光点是球拍的轨迹。物理学家威廉·希金伯森为公众展示活动创造的“双人网球”，无意间开启了电子竞技的大门。
十四年后，五名选手在斯坦福大学实验室围绕着PDP-1计算机，参加了首届“星系杯《太空大战》奥林匹克竞赛”，这场比赛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场严格意义上的电子竞技大赛。
那时的他们不会想到，半个多世纪后，这项活动会成为亚运会上最炙手可热的比赛项目———中国电竞用户预计将达到4.78亿，其中约87.3%的用户在过去一年中进行过电竞相关消费。
电子竞技的种子早在现代计算机技术诞生初期就已埋下。 1972年《滚石》杂志与斯坦福大学合作举办的这场《太空大战》比赛，不仅规模微小，现场观众也只能围坐选手身边观看。
当时这款游戏只能在售价高达12万美元的PDP-1高性能电脑上运行，注定了它只能是小众圈子内的奢侈爱好。
正是这场比赛激发了诺兰·布什内尔的创业灵感，同年他创立了雅达利公司，开启了商业电子游戏的新纪元。
雅达利的成功催生了首批商业性质的电子竞技比赛。1980年，雅达利举办了一场《太空入侵者》锦标赛，成功吸引了一万多名选手参与，规模之大在当时令人震惊。
与此远东的一家古老企业也在默默观察这一新兴趋势。成立于1889年的任天堂，最初生产日本纸牌“花札”。
时任总裁山内溥观察到雅达利等公司的崛起后，敏锐地意识到互动娱乐的巨大潜力，毅然在公司内部设立了游戏部门。
互联网的普及为电子竞技安装了加速器。互联网联机对战彻底改变了游戏的方式，推动电竞从小众爱好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1990年代末期，韩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将电子竞技作为国家战略产业来推动。
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举国参与的机制，让韩国成功地将电竞带入职业化与产业化轨道，实现了与现代体育更完备的互通。
韩国的“造星运动”打造了一批电竞偶像，将选手包装成明星人物，进一步扩大了电竞的社会影响力。
当电竞在韩国迅猛发展之时，中国也开始迎接这一新兴热潮。网吧与网络游戏成为中国电竞萌芽的重要土壤。
在市场火热的中国电竞也面临着主流价值观的质疑和产业链不完善的困境。
转机出现在2003年，那一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宣布电子竞技为体育竞赛项目。
尽管如此，电竞的真正突破还需要等待整整十五年，直到2018年才真正“踏入主流体育赛事大门”。
2011年，王思聪带着5亿元资金“强势进入”电竞领域。他不仅收购了濒临解散的CCM战队，组建iG俱乐部，还创立了熊猫直播，投资了一系列电竞相关企业。
电竞圈流传着“中国电竞行业是王思聪一手养大的”说法。
尽管褒贬不一，但无可否认的是，资本的大量涌入迅速提升了选手的收入水平和训练条件，为电竞的职业化奠定了基础。
“王思聪们”（包括合生创展大股东朱孟依的大公子朱一航、香港霍家接班人霍启刚等人）给电竞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还有资源整合与商业模式探索。
2018年被视为中国电竞的转折点。在雅加达亚运会上，电子竞技首次作为表演项目亮相。
中国战队在这场里程碑式的比赛中斩获两金一银的佳绩，向全国观众证明了电竞的价值。
同一年，iG战队在国际赛事中夺冠引发的全网狂欢，终于让电竞突破了小众圈层，进入到公众视野。
符正回顾光点资本的投资历程时说：“2018年是电竞战队获得大胜利的一年，融到的钱也比较多”。
而更大的突破还在后面——2023年杭州亚运会，电子竞技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本届亚运会上，电竞门票需求旺盛，以至于组委会不得不采取抽签的方式来分配购票资格。
电竞比赛票价在所有可售项目中位居最高档，足见其受欢迎程度。
DB电竞平台量子体育VSPN CEO应书岭曾预测，电竞的影响力将在未来两三年内超越足球，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
他也指出电竞商业化的不足，但他相信“市场会解决一切”。
业内专家描绘的电竞未来充满工业化与商业化的特征。
作为“后现代体育”的代表，电竞不仅根植于传统体育的竞争精神，还融合了数字时代的独特基因。
随着电竞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这一领域正逐步建立起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
回想2018年KPL秋季总决赛现场，Hero久竞教练久哲曾感慨道：“最早我们打比赛的时候人很少，没有很多观众，尤其是在我们第一届打KPL的时候，常规赛基本上没有人来看，总决赛一两千人来看”。
而那一年的亚运会上，中国电竞选手站在领奖台上，胸前挂着的不再是普通的奖牌，而是国家荣誉的象征。
从实验室的示波器，到亚运会的金牌，这条路电竞走了近七十年。
如今在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上万人的电竞场馆座无虚席，观众的呐喊与欢呼见证了这一产业的蓬勃生机。
